无论王瑛对时局的判断准确与否，她想说的无非是这样一个道理：商业的力量或许的确能够给政治和社会带来润物无声的影响，但在重大的历史节点，从来都是政治塑造了经济，而非相反。
进入 谢国忠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经济泡沫 。利润会转向那些致力于制造更好商品的商人，而不是仅坐拥土地的人。
中国的广义货币增长率在2014年很有可能会不足10%，为之前十年平均水平的一半。就像日本和台湾，中国房市每一轮的下跌，价格和成交量的高点和低位都将低于以前。实际利率激增导致了房地产市场一落千丈。对于经济体的最大风险在于银行体系的连锁反应。如果金融监管者能在短期内制定出应急预案，风险就将得到抑制，若金融监管者目前无法着手制定应急预案，他们也不应一看到若干金融失败就草率做出纾困决定。
后泡沫时代的改革催生的生产力提高，还将会带来每年2万亿元-3万亿元的收益。快速的城镇化使得土地需求相对人口来说较小。如果中国所有利益群体都在网上了，那么中国最大最难的一些问题也基本上解决了。
在这个时期，体制看起来四不象，既不是传统的，又不是理想状态的，会产生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收入差距拉大，如果回到计划经济去，收入差距就不会拉大。经济安全问题也不能成为保护主义的借口，因为落后才是最不安全的事情。事实上，市场会带来一些新问题：旧体制下是懒汉的问题，市场则是竞争和差距的问题。
而且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我国除了是转轨经济国家以外，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很多问题是和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企业将来要面对的是跨国公司的竞争，所以我们要在全球的范围内来考虑竞争力的问题，而不是依靠政府补贴。
我们现在该做的还是进一步往前走，进一步推动改革。所以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要有一种综合的视角，第一要有历史纵深感，第二要横向地考虑到其他群体。有些人总说别国的体制好，所有的人看病国家全包，但是人家是三四万美元的人均GDP，平均一个人缴税就是一万多美元，农村人口才占总人口的2%，我国才一千多美元的人均GDP，农村人口还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多。特别是在我国，农业劳动还占总劳动力40%多的情况下，政府补贴的作用微乎其微，因此收入差距的问题要通过长期的经济发展来逐步解决。
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加快市场化改革，另一方面要持续稳定发展经济，做到改革和发展齐头并进，改革不能损害经济增长，不能损害创造就业的过程。站在历史的高度《21世纪》：对于这一轮改革反思，您如何评价？樊纲：有关改革的争论其实历来存在，我想说两个观点。对此，您是否认同？樊纲：后发本来就是劣势，包括技术劣势和制度劣势。《21世纪》：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指出，中国的改革已进入利益格局调整的新阶段，我们必须承认不同的利益层次和利益集团的存在。
开放本身也促进了改革。说这些不是要贬低网民，他们也是一个群体（一组多个群体）。
网上一些人其实也是既得利益者，有的还正在面对有可能损害他们既得利益的改革，有一些不满。《21世纪》：我国的迅速崛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所谓的后发优势，而深化改革涉及到体制改革，正如杨小凯警告的：在开放的中国借助世界经济体系通过自身的改革完成经济力量的巨大释放之后，反而容易忽视一些制度核心层面的改革，这很可能导致中国的后发劣势。
如果没有这个过程，我国不可能在二十多年内迅速缩短差距。学者应该做的是给社会带来更多的理性，而不是煽情，要更多的从理论和历史的视角来观察、说明问题。不能仅以网上的舆论来左右自己的政策。收入差距拉大有很多原因，包括制度的原因（比如腐败）、市场经济不到位的问题，但是最基本的原因是我们工业化、城市化的程度还不高，充分就业还没有实现。对于这些问题，您如何分析？该如何解决？樊纲：对，现在要研究的正是利益格局的调整。其他国家进行了那么多年的社会福利改革才走到今天，还有一大堆的问题，也在开展改革，我们现在就要求建立政府全包的社会福利制度，这是不现实的。
很多人在争论的时候没有搞清一个前提，就是我们面对的是比很多人想象中复杂得多得多的一个过程。而人类社会的进步，往往体现在把一些私人物品转化为公共物品来进行提供，或者通过创造出一些有利于大家的公共物品，来克服私人交易中产生的诸如差距过大、竞争过度的问题。
我们的民营企业辛辛苦苦发展很长时间，结果外资动根毫毛就把我们收购了。现在我最担心的就是政府一鼓励自主创新，加大这方面的投入，我们的一些企业就努力去争取政府的项目、政府的补贴，又扭曲了，而不是努力提高自身竞争力，去参与市场竞争，这会使企业刚通过自主创新建立起来的竞争力反倒又被削弱了。
在存在市场的前提下，一个较好的经济与不好的经济的差别，其实是在于社会是不是在市场之外又建立了一些其他的制度来校正市场的问题。别说不同的利益群体，就连每个个人也会有这样的情况：从个人的利益出发，我们一方面希望推进某些改革，因为它能为我们带来好处。
我国《反垄断法》迟迟不能出台就是因为国有垄断，这个问题不解决，外资垄断的问题也无法解决。要看到在农民工这个利益群体后面的另一个群体，那就是还没有就业的农民。当前主要的问题在于市场化改革不够深入《21世纪》：我国改革过程中，确实出现了医疗、教育、住房、贫富差距等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市场化改革带来的结果还是说明改革有待深化？樊纲：在明确了市场本身会带来问题这一点之后，我还是要强调，我国现在很多问题的根源不是因为进行了市场化改革，而是市场化改革不够深入。但是政府能决定初次分配中的工资水平吗？政府有那么多钱来进行补贴吗？政府是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的，如果能，当年就可以全部让政府来做，继续搞计划经济，不用进行市场化改革了。
这些制度是在我们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当中要逐步来建立的，而这些制度的建立，需要有一个跟市场经济发展相匹配、能够同我国现在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过程，而不是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百分之四十多农业人口的发展中国家直接照搬美国、欧洲的福利制度和社会制度。从根本上来讲，人类迄今为止没有找到一个十全十美的制度。
而公权的问题都是过去计划经济带来的，要解决问题，首先就要进一步改革，包括国有企业民营化。当然，理论从来是批判的，要从批判的角度来分析我国改革发展当中所存在的各种缺陷，但是前提是要从历史和发展的角度来看待这个艰苦漫长的过程，目标是提出改革社会的可行的方案。
说好听点这是无知，不好听就是无耻。与前苏联、捷克、波兰这些改革进展比较快的国家不同，我国是从一个贫穷落后、文化教育水平低、法律基础差、市场化程度低的小农经济社会转变过来的，这就决定了我国的改革和现代市场制度的建立，可能比其他国家经历的时间更长。
现在很多人关注收购中国的问题，这是我们这种相对落后国家面对的一些特殊问题，原因就在于经济落后。国有垄断和外资垄断是两个不同的垄断问题，前者是先天的政府控制造成的，后者是通过收购兼并，通过大资本的控制形成的。现在我国人才流失到外企的现象很严重，但仔细想想，这些人到外企学习之后，再出来创业，这也是我们的重大收获，也是外溢效应。改革与发展并进解决矛盾《21世纪》：深化改革可以解决目前的所有问题么？樊纲：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很多问题，不仅仅是改革的问题，也是发展的问题。
要实现充分就业，我国至少还要有2亿至2.5亿的农民要从农村转移出来，农业就业人口得降低到10%以下。开放是为了什么？开放就是为了加快发展，获得直接或间接的技术转让和资本投入，特别是知识、技术转让。
总而言之，要想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只能深化改革，将改革进一步推向前进，倒退回去绝对没有出路。有时我不愿意参加一些讨论，其实是因为很多问题都是老问题，已经明确了，重新讨论没有新意。
很多人认为只要进一步改革就能够解决所有问题了，其实并非那么简单。只要改革就会存在阻力，我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有利益集团的阻碍，最初突破改革的时候，利益集团的阻碍其实比现在还要大。
评论留言